如此直接的利益关系，属于应当异地管辖的情形。

因此，适合进行质性的个案研究或类型化研究，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收集所需要的经验素材。个人问题、社会生活和政治过程中的很多现象，都需要且适合用经验研究方法在微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展开研究。

法律生活中的问题，并不全是利益问题，有时利益问题只是表象，活法、价值、意义才是更深层更根本性的问题。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华中村治研究领域从农村走向城市，乡村治理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城乡基层治理研究。而在中国，法律职业内部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思维差异更加凸显，这种内部法律文化与外部法律文化的差异更大，法律经验研究更加需要人类学的他者的眼光。法治系统嵌入在整个政治和社会系统之中，人类学的这种全面思维显然有助于在整体结构中全面理解法治和法律现象。其中，既有利益考量，也有活法的阐释。

执法过程的经验研究，可以两个过程和层面着手。法学内部也有整体论视角，不过多是为了法律实践尤其是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件裁判。后者具体表现为规范宪法学和宪法教义学喜爱的种种有关宪法、宪章、约法、制宪以及宪法律、宪政的视角和话语。

事实上，正如上节所示，这些由同一思想范畴生发的论说，在立场、观点、视野、方法等诸多方面异同交织，关系复杂，其中不乏紧张、矛盾与冲突。尽管具有普遍人性的自我同时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脉络之中，但是具有从中作出自由选择的能力。赵著认为，亲亲便是其作为人性的直观确证，同时也可能是我们在情感事实方面能够想象的唯一绝对论证。较之修身，家、国范畴引起的关注明显更多，诸说之间歧见也更多，其关系也更复杂。

我们可以看到，此一言说跨越政治与思想学术领域，且及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与方面，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表达方式多样。相比之下，许著与苏著所言之家，含义与意义均大不同。

这反映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样态。在此基础上，赵著进一步标出家与个体的不同逻辑，即家以并且为其逻辑，故重视和追求关系和谐责任和平等概念。然而，细观之下，论者给予其中每一单位的含义、意义和权重却相当不同。而在思想史学者许纪霖看来，发生于清末民初的中国的大脱嵌，则是一场[个人或自我]挣脱家国天下的革命，于是，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脱嵌之后的个人是因此获得了自由，还是成了现代国家利维坦的奴隶，或者，无所依傍，堕入虚无？为了重新获得个人生活的意义，是否需要再嵌化，将个人重新置于家国天下的新的意义框架之中？若回答是肯定的，那又当如何构想家国天下新秩序，如何重建现代的自我认同，且这二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许氏不久前出版的《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一书便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盛著论修身，注目于文化精英的养成及意义，包括其宪政（上的）位置。作者调用传统思想资源，批判性地审视现行国际理论，穷究当今世界混乱与冲突的根源，在汲取和运用古代中国智慧的基础上想象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理论，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用以解决人类当下共同面临的棘手问题，实现永久和平。该书试图为中国古代天下观念提供一种当代哲学阐述和论证。赵著标举天下体系，盛著主张天下主义，重点都在世界秩序，且二者均由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出发，阐发古人智慧以构想人类未来。

我们在幻想世界的幸福、和谐或和平时，理论上有理由把家庭性原则推广地应用到整个世界。近代的大脱嵌改变了这一切，其标志便是家国天下连续体的断裂，而这种断裂的最重要的动因或结果，与其说是本真性自我的出现，不如说是国家的崛起。

依许著的叙述，作为传统中国意义框架的连续体，家国天下的主体和出发点是人。家的意义如此重，自然成为重思中国或重建中国文化自我理解的重要一环。

句首的一段引文，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是所谓《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一部分，备极重要，故历来为读书人所看重、推崇、熟记在心此外，国家理性不是最高原则，它应当受代表了新的天下价值的启蒙理性的制约和支配，否则，它可能自我膨胀，最后催生出反人文、反人性的国家主义怪胎。与此同时，脱嵌的现代自我变成了孤立的原子化个人，其存在意义尽失。可是要注意的是，这一对句式中均列明的国家一词，其性质与位置却大不相同。进而言之，三者中最关键、最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是治国。盛著论修身，注目于文化精英的养成及意义，包括其宪政（上的）位置。

不过，具体讲到政治方面，盛著提到的儒家治国理念与制度至少有七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天命观、民本主义、王道理想、礼治、史的制衡、君子治国和谏议制度等，这些均被视为古人留给今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盛著先引梁漱溟的看法，认为在个人、家庭、团体、天下四层中，中国人重家庭与天下，西人重个人与团体，进而申论家庭与天下的内在联系，即通过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观念将家庭关系扩充至世界。

该书内容上的特点，除了以经济学讲儒学这一点之外，便是以《大学》的八条目为全书纲目展开。整体言之，家—国—天下乃是家的隐喻，家贯穿始终。

治国理政，他夙夜在公，勤政为民，不忘初心，不负期望。恰如该书副标题所示，孙著关于家的哲学论述在保留亲亲原则的同时，特别引入了个体概念，进而提出了家与个体的双重本体概念，即一方面要在现代世界为家正名，另一方面要在现代对家的理解中包纳个体性原则。

苏著认为，它们不过是宪法学人亢奋幻觉中关于宪制的意识形态神话，不能直面一个国家的真实生活，无力解释根本性的现实。至于天下，它所指向的是文明共同体。事实上，正如上节所示，这些由同一思想范畴生发的论说，在立场、观点、视野、方法等诸多方面异同交织，关系复杂，其中不乏紧张、矛盾与冲突。具体言之，官媒之外，诸说于修身一项关注最少，即令其重点在于自我、个体、个人，也是如此。

如果说，现代西方价值重心在个人和民族/国家，最终为个人，那么传统中国价值重心在家和天下，最终为家。该书试图为中国古代天下观念提供一种当代哲学阐述和论证。

由此观之，前引官媒修、齐、治、平话语所透露出来的有关思想转变、时势变迁的消息，委实耐人寻味。苏著更进一步，区分了state、the people或nation和country，认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国家（state），还因为国和天下，成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the people），有实在广大疆域的国家（country）。

这是因为，赵著以家为具有自身绝对性的、不可还原的最小生活形式，个体在家中获得其意义。下面就由若干有代表性的论著入手，看这种句式所指陈的思想架构在哲学、经济史、思想史和法学上的运用。

近代的大脱嵌改变了这一切，其标志便是家国天下连续体的断裂，而这种断裂的最重要的动因或结果，与其说是本真性自我的出现，不如说是国家的崛起。相比之下，许著与苏著所言之家，含义与意义均大不同。当然，在进入天下主义之前，盛著还需要考虑治国问题，而在这方面，儒家思想资源甚丰，盛著也破例将此章一分为二，先论经济制度与政策，再论宪政与政治结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这些差异除了造成各具体论述重点上的不同，更构成论者之间潜在的对话甚至对立和对抗。值得注意的是，修身虽落实于个体，却未必导向个人观念。

在这样的意义上，苏著视为宪制的各种制度——从三纲五常到中央集权，从宗法制到官僚制，从均输平准、盐铁官营到书同文、车同轨，从羁縻制度到科举制度，从度量衡统一到皇权体制——都不仅是实证的，也是规范的。而在思想史学者许纪霖看来，发生于清末民初的中国的大脱嵌，则是一场[个人或自我]挣脱家国天下的革命，于是，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脱嵌之后的个人是因此获得了自由，还是成了现代国家利维坦的奴隶，或者，无所依傍，堕入虚无？为了重新获得个人生活的意义，是否需要再嵌化，将个人重新置于家国天下的新的意义框架之中？若回答是肯定的，那又当如何构想家国天下新秩序，如何重建现代的自我认同，且这二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许氏不久前出版的《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一书便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依其所述，家庭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家庭代代相续，绵延不绝。其他诸说则各取所需，各自发挥，有的或与古义相去甚远。